长鑫科技2026年7月28日登陆科创板，开盘即涨471%，市值突破3.31万亿元。盘中最高市值一度突破3.66万亿元，超越港股腾讯控股，也超越了贵州茅台、宁德时代、工商银行，登顶A股市值榜首。

长鑫上市，也让合肥国资累计投入的近300亿元资金账面浮盈过万亿，远比地方政府买地赚钱。上市首日，批量诞生了多名身家过亿的核心成员和投资人，以及数不清的千万富翁(如果千万也算富翁的话)。

这两天，朋友圈里，从业者、投资人和普通看客都在转发讨论，兴奋有之，惊叹有之。有人将之归结为国产替代浪潮下的资本盛宴，有人感叹合肥国资的胆识和回报之厚。

长鑫这个案例，确实值得认真聊几句。它不属于互联网公司那种轻资产模式，也不是烧钱换流量的打法。它走的是重资产路线，从零开始建产线、搞研发、磨良率，中间还赶上行业低谷连亏好几年，最后能走到今天这一步，说实话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。

在一片欢呼声中，有人问了一个更直接的问题：一个3.31万亿市值的公司诞生了，一批亿万富翁诞生了，但这和每天挤地铁上班的咱们普通人，真的有关系吗?

好问题，这个让所有人都在讨论的3.31万亿市值，究竟跟普通人有什么关系?

01

单纯看创业路径，

确实和普通人无关

过去二十年，中国互联网圈最吸引人的叙事，始终是草根逆袭。

百度当年6个人起步，租住在宾馆房间里就把事情做了。阿里巴巴18个人在湖畔花园，每人拿500块钱工资，马云每天用愿景感召所有人。腾讯那几位创始人也差不多，从OICQ开始一点点打磨，中途差点因为缺钱把公司卖掉。字节跳动的张一鸣，起步时更是因为囊中羞涩，买不起最新的iPhone。

这些故事之所以广为流传，是因为它们提供了某种情绪价值。一个普通读者看完会觉得，原来这些巨头当年也这么狼狈，原来创业这件事并不需要多么雄厚的家底，原来我也可以。

这种代入感，是互联网创业黄金时代留给大众最深刻的心理印记。

到了长鑫科技这里，大家发现，剧本完全不一样了。长鑫科技的开局是另一种模样，它从2016年创业起就是顶配阵容，国资数百亿资金直接注入，核心技术团队整建制引进，产业政策全链条配套。没有高管蜗居，没有团队吃泡面，没有发不出工资的窘迫。它从一开始就走的是重型火力覆盖的路径，它的起点远非BAT等传统科技巨头可以比拟。

长鑫科技的创业路径，确实和普通人没多大关系，也没多少复制的可能性。

我讲这些没有褒贬之意，只是陈述一个客观事实。在DRAM这个领域或者说将来我们能想到的大型科技创新领域，从零开始几个人凑点钱慢慢磨，这条路根本走不通。一条存储晶圆产线的投入就是上百亿人民币，这还不包括前期的技术积累和人才储备。没有足够的资金密度，你连参赛的资格都没有。

所以长鑫的成功，某种意义上宣告了一个时代的切换。以后的硬科技赛道，公众能看到的剧本大概率不再是白手起家，而是国家队或者顶级资本出手、重金押注、长期陪跑。这种故事可能不如草根逆袭那么有戏剧性，但它更贴近硬科技竞争的底层逻辑。属于几个年轻人闷头干几年就突然暴富的神话，在半导体、在高端制造、在核心零部件这些领域，已经越来越不现实了。

也就是说，未来的中国，每年可能都会诞生几个类似长鑫科技这样的超级巨头，但孵化BAT、字节跳动、京东等顶级互联网巨头的时代，真的要过去了。

美国也是一样，乔布斯、比尔盖茨、马斯克这种创业神话，也停留在了过去。

02

打破国外垄断，

普通人实实在在拥有获得感

回到一开始的那个问题，长鑫上市涨得再猛，财富集中在机构和股东手里，跟普通民众有什么关系?

这个问题问得实在，值得认真回答。

账面财富确实集中在少数人手里，这一点没什么好回避的。但如果只看这一层，就会漏掉更本质的东西。在长鑫和长江存储崛起之前，全球存储芯片市场是什么格局，三星、SK海力士、美光三家占据95%以上的份额，这种垄断格局持续了二十多年。这意味着中国每生产一部手机、每组装一台服务器、每搭建一套云存储方案，都要向海外支付一笔隐性的存储税。这笔税不显示在任何报关单上，但它真实地存在于每一部数码产品的最终售价里。

这笔成本最终由谁来承担，是每一个购买手机的人，每一个充值云盘会员的人，每一个使用云服务的企业。过去几年存储芯片涨价的时候，手机也跟着涨价，云服务的价格也没有明显下降，这就是定价权掌握在别人手里的代价。

2026年买过手机和电脑、硬盘的消费者，都体验了罕见的“电子产品越来越贵”的行业现状。咱们用的联想笔记本电脑、OPPO手机、vivo手机、西部数据硬盘，已经大幅度涨价了，很多热门的机型涨价超过1000元以上。

长鑫的产能逐步释放，加上长江存储的持续扩产，正在缓慢但不可逆地改变全球存储市场的供给结构。国产产能达到某个临界点之后，海外巨头就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随心所欲地定价了。从垄断定价转向竞争定价，芯片价格回落，终端成本下降，最终受益的是每一个普通消费者。未来，咱们国产存储全面放量后，全球DRAM价格有望下调两到三成。

仅此一项，中国每年在进口存储芯片上就能节省数百亿美元。这些省下来的成本，最终会以更低的产品价格和更便宜的服务资费，回到普通人的日常消费中。

所以我的看法是，万亿市值的账面财富确实属于资本，但定价权的转移属于每一个人。长鑫的上市不是终点，它只是一个新周期的起点，很快长江这样的巨头也将接受资本市场的考验。华为的训练芯片、百度的推理芯片也在大规模加速出货……中国在更多硬核科技领域撕开类似的缺口。

这些惊天之变，会让社会财富迅速聚集于一小部分机构和投资人，但也最终普惠到每一个普通老百姓。

03

长期主义不是一句话：

是一套全新的制度

最后再来聊一个聊烂的话题，也就是长期主义。

这几年投资圈和产业界都在谈长期主义，好像谁把这三个字挂在嘴边，谁就显得有格局、有远见。但说实话，说漂亮话容易，真正到了行业寒冬，能扛住不撤的，没几个。

长鑫科技真正意义上践行了什么是长期主义。

2016年，合肥拉着朱一明一起做DRAM国产化，一期投入180亿元。这个数字在当时看，已经是天量。但做存储芯片需要的时间比想象中长得多，长鑫从零开始建产线、磨良率、搞研发，整整花了三年才拿出第一颗DDR4产品。更残酷的是，DRAM这个赛道价格波动极大，赶上行业下行期，产品售价腰斩是常事。

2022到2024年，存储行业进入深度下行周期，芯片价格大幅缩水，市场一片萧条。长鑫一年亏掉上百亿，连亏了好几年。这种局面下，换作任何一家市场化资本，大概率已经启动撤资程序或者至少停止追加投入了。投资人的钱也有时间成本，每年几个亿的利息摆在那里，你跟他们讲长期主义，董事会那一关就过不去。

但合肥国资的选择是追加投资、持续扩产，硬生生把周期扛了过去。它能这么做的底气，来自过去十年在京东方面板、蔚来汽车、科大讯飞这些项目上的积累。

合肥在这些项目中逐渐摸索出一套方法论，产业政策定方向，园区配套降成本，产业基金供弹药，国资平台扛风险。四个环节咬合在一起，才能让一个项目穿越漫长的亏损期，等到行业风口重新开启。

这套打法不是一天练成的。2014年引进长鑫之前，合肥已经在面板产业上和京东方磨合了好几年。那次合作让合肥方面明白了一个道理，对于固定资产投入巨大的制造业项目，地方政府不能只做财务投资人，得做产业合伙人。财务投资人关心的是退出时机和内部收益率，产业合伙人关心的是产能爬坡曲线和良率提升速度。两种视角，对应着截然不同的决策逻辑。

长鑫在行业低谷期获得追加投入，正是这种合伙人思维的延续。所以说长鑫今天的胜利，不只是一家公司的胜利，它背后那套国资产业培育体系的成熟所形成的制度，才是真正值得关注的东西。